制造业西迁，是未来大趋势？

　　中外管理传媒

　　东南沿海地区历来是产生隐形冠军企业的“第一梯队”，但随着链主企业西迁，隐形冠军企业有着怎样的西部发展机遇？隐形冠军企业到西部之后，该如何立足西部、面向国际？

　　论坛嘉宾

　　刘百功（中国造隐形冠军评委、普智咨询创始人（主持人））

　　周放生（中国造隐形冠军评委、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原副会长）

　　张金（中国造隐形冠军评委、中国锻压协会秘书长）

　　戴煜（第六届隐形冠军、湖南顶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军利（第六届隐形冠军、新界泵业（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米仁兵（第六届隐形冠军、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4年12月19日，第六届“中国造隐形冠军”长青恳谈会在重庆璧山成功举办。

　　本届大会以“凝聚中国隐形冠军，激荡人工智能时代”为主题，由中外管理传媒主办，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协办，璧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展区管理委员会承办，北京盛世紫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本届大会通过多个平台进行了同步视频直播，吸引了超过一百万名观众在线观看。

　　从国家战略视角看，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叠加，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以重庆为代表的整个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却开放以兴。如今，多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在重庆交汇，曾经闭塞的西部山城，越来越多地发挥着战略支点作用，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优势的作用。2024年，落地璧山的重庆第二机场发布了最新的建设时间表，未来将会承载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作用。

　　作为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重庆制造业有较好基础，全国工业41个大类中重庆有39个。近年来，这个西部制造重镇又在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方面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之下，众多大型国企、央企也纷纷在西部地区加码发展，也因此带动了整个链条上的企业共谋西部发展机遇。

　　此外，目前重庆市和四川省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资源总量已经超过1700万人，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东南沿海地区历来是产生隐形冠军企业的“第一梯队”，但随着链主企业西迁，隐形冠军企业有着怎样的西部发展机遇？隐形冠军企业到西部之后，该如何立足西部、面向国际？

　　在圆桌论坛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隐形冠军和专家们，围绕“隐形冠军的华西双赢机遇”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

　　以下为论坛内容精编：

　　隐形冠军的“西南机遇”

　　刘百功：如今，重庆正逐渐发挥其在国家战略中的腹地作用和战略支点作用，同时，作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庆的优势日益凸显。重庆的产业体系相对完备，在联合国提出的41个工业大类中，重庆已涵盖39个。另外，重庆的人才优势不容小觑，川渝两地的技能型人才接近2000万。生产要素的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这也是国家对西部地区作出这一重要定位的基础。

　　我想先向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米仁兵提问，重庆的汽车产业相当发达，在璧山区，汽车产业的产值已达数百亿。作为新能源汽车电池装备的供应商，您在川渝地区发现了哪些新机遇？未来您打算如何布局川渝市场？

　　米仁兵：武汉逸飞激光是新能源电池装备的领先供应商，在全极耳电池装备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重庆作为中国中西部的关键工业基地，其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迅猛增长，川渝地区汽车行业的快速崛起，也为我们的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我们是全极耳电池技术领域的领先装备供应商。首先，让我为大家简要普及一下极耳的概念：极耳是电池极片上用于将电流引导至电池极柱的连接部件。这种技术最初由索尼公司在1990年发明，随后松下、LG等公司迅速将其推广开来。众所周知的特斯拉汽车，最初使用的7000多节电池，采用的就是单极耳电池。

　　然而，单极耳电池存在显著的缺陷。由于单极耳电池仅通过一个点导电，电阻较大，这在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限制了大电流的通过，进而影响了电动车电池的快速充电能力。此外，正负极片之间的隔膜（未涂敷陶瓷材料）在温度超过80℃时会因温度升高而收缩，这可能导致短路而起火。

　　电池的尺寸受到单极耳导电结构的限制，直径无法进一步做大，单体容量受限。这是因为电流在电池内部绕极片卷绕方向传递到极耳，最终从一个极耳这个点传导出来。阻抗与导电距离成正比，导电距离越长，阻抗越大，产生的热量也越多。因此，单极耳电池尺寸受限而使得容量受限。

　　电池尺寸的限制同样塑造了国内电池市场的格局。目前，国内汽车行业的电池主要采用方形动力电池。这一趋势的背后，既有专利知识产权的考量，也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影响。2015年，我国颁布的产业政策对单体电池的容量设定了限制。由于单极耳电池无法实现大尺寸，单体电池的容量也难以提升。因此，我国目前主要以方形电池为主。

　　其次，圆柱全极耳电池，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池技术，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不仅包括特斯拉，还有我国电动车百人会的专家们。电动车百人会的专家们曾指出，未来中高端电动车的首选电池技术将是圆柱全极耳电池。

　　而且，在严寒地区，冬季的极端低温对单极耳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构成了挑战。相比之下，圆柱全极耳电池能够有效克服这些限制，特别是在低温性能方面，它实现了显著的改进。

　　全极耳电池技术不仅解决了快速充电的难题，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将极片两端的滤波延伸并转化为电极，从而增加电池的导电面积。这种设计使得电流可以在电池内部进行上下传导，有效解决了电池尺寸的限制问题。

　　全极耳电池的使用带来了多重优势：它支持快速充电，降低了充电过程中的温度升高，并且显著提升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充放电性能。目前，全极耳电池在低温状态下的充放电性能大约可以提高10%至20%。

　　鉴于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我们坚信电池装备供应商，作为关键的电池装备供应商，应当成为推动重庆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我坚信我们能够为新能源汽车，特别是中高端车型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此外，我们公司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巨大。一个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我们所倡导的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逸飞激光建立了工程技术研究院，提供从研发设计、工程验证到分析测试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为业界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这也是我们为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贡献力量的重要方面。

　　刘百功：来自江苏的新界泵业，地处东南沿海地区，产品在海外享有盛誉。若企业选择迁址至西部地区，比如重庆或璧山区，这将对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带来何种影响？

　　段军利：我认为，我们新疆业务的实践经验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新界集团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企业，在国内外拥有多个生产基地。例如，在国内，我们在浙江省的台州、温岭、杭州，以及江苏省的宜兴、宿迁等地都有投资；在国际上，我们在德国、波兰也设有生产基地。

　　作为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我们的决策可能反映了大多数企业的共同考量。首先，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能提供地方性优惠政策的地区。其次，当地的人才资源、劳动力成本、物流条件以及供应链的完整性都是我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但这些是主要的。

　　对于我们这样专注于清洁工艺的民营企业而言，西部地区具备哪些优势呢？

　　首先，我们有50%的产品是销往欧洲市场的，这也是我们选择在德国和波兰建立分厂的原因。近年来，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我们与欧洲客户的交易时间差得到了显著的缩短。

　　过去，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主要依赖于海运，运输周期大约需要10至20天，再加上我们的生产周期，国外客户采购一批订单至少需要50至70天才能收到货物。然而，中欧班列的开通极大地缩短了交货时间。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客户的采购周期和我们的交付周期都得到了缩短，双方在现金流等方面都将获得显著的改善。

　　此外，供应链方面也有所优势。以重庆为例，该地区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尤其是在汽车制造体系方面。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上下游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善。实际上，我们有一部分产品是为中国汽车市场配套的，我们的设备在汽车行业中非常具有成本优势。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供应链体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提供国产化的解决方案。

　　刘百功：请问湖南顶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煜，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国家再次强调西南地区的战略腹地的地位，作为大型的装备集团的供应商，你们在西南地区如何进行战略布局？

　　戴煜：我们公司专注于特种热工装备的研发与制造。那么，什么是特种热工装备呢？简而言之，它们是为先进材料提供加热解决方案的设备。我们行业中有一句话：“一代装备，一代材料”。这意味着每一代新材料的诞生，都需要相应的先进热工装备来支持。20年至30年前，中国在这一领域还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先进的大型热工装备。经过我们行业全体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热工设备领域，尤其是在碳基材料、陶瓷基材料和先进真空热处理的高端设备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我们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进口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

　　国家的重大战略之一是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川渝地区迅速崛起，特别是通过三线建设，吸引了众多大型装备企业的入驻。这些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特别是自十八大以来，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

　　我们顶立科技也是川渝地区各大装备企业在特种热工装备领域的重要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实际上，在璧山就有一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企业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重庆也有一些先进的半导体企业，它们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们下一步在西部川渝地区的发展规划：首先，产业链上我们拥有众多关键客户，包括装备企业客户，他们有着多样化的需求。作为一家专注于特种热工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深入理解客户需求，并以这些需求为导向推动我们企业创新，以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这也促使我们在西部地区进行布局，计划在成都、重庆、德阳、绵阳等地与多家优秀的特种任务装备供应商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其次，整个四川地区已不再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随着我们的发展，交通已不再是投资的障碍。特别是国家重要交通干线，如从重庆到长沙，再到赣州、厦门，将来会直通高铁。未来长沙到重庆的高铁行程将不到三个小时，而长沙到重庆的航班也十分频繁，空中飞行时间仅需一个小时，交通便利性已不再是问题。

　　最后，重庆地区的产业链和工业门类配套极为完善。此外，这里也还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天府之国不仅盛产粮食，也孕育了大量人才和人力资源。我相信，我们顶立科技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在此扎根发展。

　　刘百功：我连续几年都参与“中国造隐形冠军评选”，每次跟隐形冠军企业家交流的时候，当他们讲到“我现在解决了卡脖子问题”“我解决了进口替代的问题”时，他们都显得非常自豪。曾经，有一个企业家非常骄傲地跟我说：“虽然我自己没挣到钱，但是我为国家节约了很多钱。”这就是我们的隐形冠军。我相信，这也是他们成为隐形冠军的重要动力来源。

　　为何一定要去西部？

　　刘百功：我想请教一下中国隐形冠军评选委员会成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前副会长周放生先生，隐形冠军企业不仅要满足世界500强企业的需求，还应顾及国内大型企业的需求。目前，国内众多大型央企和国企正纷纷加强在西南战略要地的布局。对于作为链主企业配套的隐形冠军企业而言，他们向西部迁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何在？

　　周放生：我曾在陕西重型汽车制造厂任职工作，那是一家位于大三线的军工企业。后来，该企业迁出西部，落户西安，如今已发展得相当出色，成为陕西省内营业收入最高的企业之一。

　　重庆这块土地可称得上是一块福地。历史上，制造业曾三次向重庆集中。第一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本的侵略迫使沿海地区的民族制造业沿长江而上，通过民生轮船公司，将装备和人才一同迁往重庆及西部地区，这是第一次集中。

　　第二次是大三线建设，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投入了6000亿巨资，这笔资金按照当时的经济水平，相当于现今至少10万亿的规模，用于三线地区的建设。那时的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和山西，均是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后来被划归为西部地区。国家在三线建设上投入了巨额资金。

　　我正是在那个时期加入了陕西重型汽车制造厂。当时，我见证了众多企业不仅将装备和生产能力迁移到三线地区，连同企业的人才也一同迁移。记得我们工厂曾经一次性接纳了60多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这么多清华的优秀学子选择来到我们企业工作。

　　第三次西部大发展是改革开放。中央政府提出建设和发展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西安等地的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先前西部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以我曾经工作过的企业为例，其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3年，我们引进了奥地利斯太尔的技术，但当时连图纸都难以理解，即便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也对这些图纸感到困惑。这是因为我们之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知之甚少。一旦国门打开，引进外国技术，我们对他们的设计理念感到陌生。我们之前遵循的是苏联模式，与欧美体系截然不同。然而，经过近40年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我们从开始的“抄作业”，发展到如今的“做作业”。这也是西部发展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西部地区的这些企业不仅包括主机厂，更多的是配套企业。以我曾经服务的企业为例，成千上万的零件中，有60%到70%并非我们自行生产，而是依赖于配套企业。

　　实际上，所谓的隐形冠军企业主要经营的是To B业务，而非To C业务。它们专注于为各大主机厂和总装厂提供配套服务。以重庆为例，众多主机厂和总装厂的存在，催生了对配套企业的需求。虽然配套企业可以选择在沿海地区生产后再运输至内陆，但运输距离和成本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配件与主机厂之间的紧密、稳定合作关系，以及同步创新的需求也不容忽视。

　　我曾与中外管理传媒的杨光社长一同前往德国和日本进行考察，发现那里的配套厂并非每年通过招标选定，而是基于严格的标准精心挑选。选定配套厂之后，主机厂在研发新产品时，会要求配套厂进行同步研发，以确保整机厂的产品系列能够顺利推出。为了与主机厂保持同步研发，配套厂必须靠近主机厂，实时了解主机厂的最新动态，并及时响应其提出的要求。福耀玻璃之所以选择在美国建厂，正是为了更贴近主机厂，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无疑将依赖于众多专注于特定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隐形冠军企业。这些企业将提供贴近需求的服务，并与主要产业同步发展。这不仅关乎制造业的合理布局，也涉及服务半径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中欧班列的便利性为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应当被视为中国制造业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新契机。

　　刘百功：最后想请问中国造隐形冠军评委、中国锻压协会秘书长张金先生，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在西南落地建厂有何好处？

　　张金：我在装备工业界工作了近四十年，锻压技术实际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汽车、飞机等装备与机械的许多零部件都需经过锻压工艺生产。锻压分为锻造和冲压两个主要领域，冲压现在又分出来钣金与制作。锻造，传统上被称为打铁，涉及块或厚板金属的塑性成形；而冲压（包括钣金与制作）则是板材或型材成型的过程。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见的宇宙飞船、火箭等航天器的外壳，正是我们这一专业领域所制作的。

　　为何企业会纷纷西迁？原因在于产业持续变革。我国的产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技术和产业，频繁使用“招商引资”这一术语。在过去，“招商引资”往往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进而引发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今许多地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举个例子，我们引进了火柴生产技术，然后在上海生产火柴，到重庆也生产火柴，去广西还是生产火柴，各地做的火柴又都一模一样，最后形成了非常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国市场最早出现的激烈竞争并非始于装备制造业，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鞋帽、服装、打火机、日用品和玩具等行业。这些领域在当时就已陷入了激烈的低价竞争，市场呈现充分竞争状态。

　　实际上，充分竞争市场并非不利市场，反而是一件好事。因此，我们不应反对充分竞争，反而应当鼓励。只有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优秀的企业才能保持其市场地位，才会推动企业的持续创新。我们不应只关注落后者，而应努力与行业领先者竞争。

　　目前，企业为何要向西南地区转移？

　　产业转移一直在持续，转移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正向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方迁移，长三角的企业则向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方转移，重庆和西安等地也成为了转移目的地。

　　企业迁移主要由五个关键因素驱动。首先，靠近用户是关键，这能显著降低运输和服务成本。其次，人才支持是必要条件，例如当地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能提供所需的人才资源。第三，投资吸引力，例如当地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能为企业带来盈利潜力。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商业文化，让企业避免不必要的困扰，享受更顺畅的经营体验。最后，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这是高层次的考量。

　　当然除了这几点之外，企业在转移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中国造隐形冠军”评选出的隐形冠军企业太平洋精锻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来自江苏的企业就在重庆永川建立了工厂。但它在重庆建厂是因为看好东南亚的发展前景。如果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未来希望达到与中国人民相似的生活水平，他们的产业必须要发展，必然需要强化与中国的合作。2023年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这条陆上运输线，为众多企业的西南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企业可以避免依赖海运，也可以不依赖其他地区的空运，而是选择铁路运输。

　　因此，从产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在做10年甚至20年战略规划的时候，需要考虑产业转移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只考虑单一因素，而应该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无论企业要迁往何地，那个地方都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关于营商环境和营商文化，就是当地的工业文化必须是值得企业迁入。我们需要一个对工业发展持欢迎态度的环境，而不是排斥。特别是对于装备制造业、零部件生产业，我们不希望外界将我们与脏乱差划等号，也不希望我们的产业被视为污染源。相反，我们希望至少能被看作是高新技术的代表。当人们提到软件公司时，他们可能会认为那是高科技，而当我们谈论装备制造时，他们却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积极的营商环境文化，这是我们的文化需求。

　　第二，企业在搬迁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现状。在转移时，应尽量避免重复建设。

　　第三，我认为当前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是考虑贸易的便利性，这一点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频繁提及世界逆全球化。实际上，如果大家静下心来思考，纵观全球，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也就是二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实际上是交替出现的。这种交替出现是市场的一种正常现象，并不可怕。

　　我们不能看到日本被美国击败之后提高关税，就感到忧虑。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毕竟，日本并非一个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权。美国在日本有数万驻军，这使得日本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听从美国的意愿。而中国没有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中国民众也并不轻易受美国影响，这一点也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我们不能仅凭历史经验来判断当前的国际竞争，而应以现代视角审视现实。因此，我想强调一点：重庆璧山是否能吸引投资，关键在于企业家们以及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人们，是否具备战略眼光，是否拥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这至关重要。

　　刘百功：我们经常提到，在经济学领域中存在一条不可逆转的铁律：生产要素总是流向价值转换率更高的地方。我坚信，重庆乃至璧山区能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更高的转化效率，因此我相信企业定会纷至沓来。

　　最后，我用几句话来结束我们这场论坛，也是我2024年跟企业家朋友分享最多的几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必须认清现实，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我们国家正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众所周知，当人均GDP处于2000至4000美元区间时，主要发展的是农业；而当GDP达到4000至6000美元时，轻纺工业成为增长点；随着GDP进一步增长至6000至12000美元，重工业、房地产业、汽车业以及三C电子产品（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开始蓬勃发展。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至1.3万美元，因此我们必须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些阵痛，这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试图回到过去，维持低端产业结构，这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显然不是有利的。

　　第二句话，请企业家朋友们保持信心。回顾中国自解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一共经历了11次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不轻松。西方经济学家们曾多次预测中国经济将面临硬着陆，然而我们的党和国家总是能够引领我们渡过难关。因此，在当前产业结构持续变革的背景下，我坚信只要中国的广大企业家，特别是那些隐形冠军和专业型企业家保持信心，我们不仅能够走出困境，还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第三句话，要积极进取。在今天的大会上，许多人在发言中强调我们需要发掘新的场景，进而开发新的产品类别。我们的目标是立足于中国，同时放眼全球。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这些原则，并且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不躺平，我们就能取得成功。因为，躺是躺不平的，而且人躺久了免疫力会下降，企业躺平了组织能力一定会下降。

　　国家已重新定位重庆，将其确立为国家战略支点。因此，重庆的未来远不止于吸引年轻一代前来消费和打卡。我坚信，将有越来越多专注于特定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会选择落户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他们将体验到重庆提供的便捷生活和创业环境。祝愿大家一切顺利，并期待这些隐形冠军企业在华西地区能够取得更多成就。

　　（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阅）